“行政院長”林全稍早在“立法院”答復慰安婦問題時說，“有些慰安婦是自愿，有些是被迫”，臺灣《聯(lián)合報》7日針對臺灣教育“史觀”議題發(fā)表社論指出，林全的回答，就完全反映了“只有多元、沒有深度”的民粹弊病。“自愿說”到底所為何來？如此是非不分，反映的是什么史觀？如果每8年政黨輪替，教科書就要來一次史觀的大翻盤，如果臺灣人連“我是誰”都充滿困惑，又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觀分析、反省批判乃至創(chuàng)新發(fā)明的能力？

　　社論摘編如下：

　　教育是“百年樹人”的大計，這是人盡皆知的道理。但是，回顧近年臺灣的教育政策和改革，除了“松綁”二字，不見注入新的時代或文化價值；就連爭議激烈的課綱，似乎也只剩各說各話的“史觀”分歧，別無其他。如果每8年政黨輪替，教科書就要來一次史觀的大翻盤，如果臺灣人連“我是誰”都充滿困惑，又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觀分析、反省批判乃至創(chuàng)新發(fā)明的能力？

　　這次的課綱爭議，主要是馬當局時對課綱“微調(diào)”所引發(fā)；其中，又以歷史課綱中關(guān)于日本統(tǒng)治時期的定位為主要焦點，這當然又與藍綠政黨各自的“統(tǒng)獨”立場有關(guān)。問題是，就課綱而言，我們要如何撰寫及面對歷史呢？是要隱藏自己的失敗、夸大自己的成功呢？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，對歷史移花接木進行美化或丑化呢？除了尊重多元的歷史記憶，還有什么其他可貴的價值呢？

　　事實上，課綱審議的重點，不應只是多元史觀的平行呈現(xiàn)，也不只是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，更要檢視論述邏輯是否嚴謹，是否與現(xiàn)實社會的觀察圓融契合，是否前后沒有矛盾捍格。如此，才不至于寫出一套顛倒是非、破綻百出的課綱，把孩子弄得一頭霧水，又達不到教育的功能。

　　現(xiàn)代社會永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，教育不是要把這些龐雜的見解灌輸給孩子，而是要訓練他們有自行梳理、分析的能力。臺灣社會之民粹，就在于政治人物幾乎沒有能力在思辨深度上說服別人，最后只好淪為“輪流向不同群體道歉”的形式。

　　“行政院長”林全稍早在“立法院”答復慰安婦問題時說，“有些慰安婦是自愿，有些是被迫”，這樣的回答，就完全反映了“只有多元、沒有深度”的民粹弊病。表面上看，“有人自愿、有人非自愿”當然是可能并存的兩種不同歷史記憶，也是兩種平行的多元史觀；但稍一深思，便知不是如此。

　　借高利貸的人幾乎都是“自愿”去借錢的，而“民法”205條之所以禁止自愿借款的高利貸，就是因為當事人自己所謂的“自愿”，背后往往背負著許多違反基本人權(quán)的無奈。所謂“自愿”，應當是指人在擁有充分自由的情境下，說出“我愿意”三個字；但是，借高利貸的人往往卻是處于極大的經(jīng)濟壓迫下，所以不能接受“借高利貸是自愿”的觀點。

　　同樣的道理，在殖民統(tǒng)治的情況下，被殖民者的人權(quán)是受到壓迫的，他們并未被賦予“人生而平等”的權(quán)利。也因此，即使當他們聲稱“我愿意”時，代表的恐怕是一種心痛的無奈，或者根本未曾意識到自己有拒絕權(quán)利。尤其是在日本的高壓統(tǒng)治下，被殖民的臺灣底層婦女，要說她們有多少自由意志可以抗拒日本軍方的強征，恐怕值得懷疑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要強稱慰安婦有多少人屬于“自愿”，有什么人道史觀的根據(jù)？

　　隨著時代的進步，人們可以用新的觀點來檢視并反省歷史。但日本的殖民統(tǒng)治或國民黨的威權(quán)統(tǒng)治，都不會因此而減少其錯誤之責任。在人權(quán)價值面前，也不會因為有人說慰安婦是“自愿”，讓日本的侵略與強征作為合法化；那么，林全的“自愿說”到底所為何來？如此是非不分，反映的又是什么史觀？

　　學生要審查課綱固不可思議，但政治人物自甘淺薄，貽誤教育，實更可悲。